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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方面自考開題報告范文 與文學的愛從何來?筆走龍蛇四十年:《陳思和文集》出版發布與會摘要有關論文范本

主題:研討會論文寫作 時間:2019-10-12

文學的愛從何來?筆走龍蛇四十年:《陳思和文集》出版發布與會摘要,本文是有關研討會專升本論文范文與《陳思和文集》和筆走龍蛇和從何來方面畢業論文題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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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在陳思和先生看來, “教育、出版以及人文學術思想的傳播”,三位一體才能構成知識分子的理想崗位.先生一生踐行自己所言的“理想崗位”.在研究崗位上,先生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相繼提出了“中國新文學整體觀” “民間理論” “潛在寫作” “崗位意識” “無名與共名” “先鋒與常態”等學術概念和理論,并組織、倡導和參與“重寫文學史” “人文精神尋思”等影響深遠的學術討論.在研究界和批評界有著持續和強有力的影響.在教書育人上,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學教育家,指導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很多都成為專業領域內的佼佼者,或各大高校與研究機構的中堅力量.在出版上,先生策劃出版的“火鳳凰系列文叢” “逼近世紀末人文書系” “逼近世紀末批評文叢” “80后批評家文叢”等,影響深遠.

此次出版的七卷本《陳思和文集》,前三卷為當代文學評論、第四卷為現代名著文本細讀、第五卷為巴金研究、第六卷為文學史研究、第七卷為散文與回憶錄.雖因篇幅所限,先生的許多理論成果如有關比較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成果,以及先生的大量讀書筆記、舊體詩詞未能收入,但文集已經基本上將先生的“面相”烘托了出來.

先生文集的出版,乃學術界和出版界一大盛事,國內著名學者種批評家近六十人聚集珠海,共話先生之成就.因篇幅,本文節選了部分發言者的發言,以饗讀者.

郭小東(廣東技術師范學院文學院):他是從研究他的那些對象,慢慢地接近他們,最后與他們為伍,最后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個.

廣東人民出版社做出這個選擇,非常準確,而且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它的價值和意義,在今天好像看的還不是特別清楚,但是隨著歲月的推移,它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和它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所留下來的痕跡,很多很多方面吧,都會起到一種很重大的作用.第二呢,我要祝賀思和先生,這個祝賀積累了四十年,在四十年前,我跟思和、劍暉這樣的一些老朋友,還有吳亮、許子東,我們這一幫,那個時候叫青年批評家,在北京、在上海、在廈門、在海南島,在80年代初期,我們經常在一起參與各種各樣的會議、研討等等.在我們這幫朋友中,陳思和先生他年齡不是最大的,但他是最成熟,也最具有老大哥風范的.我們大部分人是從知青中來的,而他不是,他的閱歷可能比我們更沉著一些,那個時候我們在私下里面議論,我們覺得,將來最有條件而且最有資格而且最有希望,走到最后、最終、取得較大成就的,可能就是像思和先生這樣的人.他有一個很好的位置,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書,然后他為人很謙和,思想又特別地銳利,而且他沒有任何顧及自己個人的一些后顧之憂的東西,他把他自己全部貢獻給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建設,他的知識是多方面的.他一到大學里就有名師指導,自己又特別地勤奮刻苦,眼光非常犀利,他所接觸的或者他所从事的起點非常高,重寫文學史,文學的整體觀,這些都不要說了,他研究的對象就是巴金、胡風這樣一批“五四”時期最優秀的作家、學人.我想呢,中國現當代文學有兩個起點,一個是“五四”前后吧,現在有推到近代1875年去,那就另當別論了;另一個就是80年代.我覺得80年代的文學啟蒙、救亡和復興,可能要比 “五四”更具有當代中國的現代意義和現代性,同樣都是在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和撕裂的一個時代里面,但是80年代這種考驗,對一個文學研究的個體而言,可能更為嚴峻,因為空間比“五四”時期要小得多,但是它的天地、視野,要比“五四”那個時候開闊得多.種種先天的條件和后天的不足,都給這一代學人的進步和成長帶來了更多更多的磨難和障礙.想想80年代初期的時候,每一次會議都是有兩三百人,那是很輝煌的,很壯觀的,不像現在開一次會,能夠召集四五十人已經很不容易了,還得給個紅包才會來,所以在那個年代里,那么多人在文學的道路上擁擠,但只有極少數人在文學批評這樣的一個領域里面,愿意苦苦地堅守,思和先生是在這些極少數人中的一個,而走到今天.思和先生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他是從研究他的那些對象,慢慢地接近他們,最后與他們為伍,最后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個.

陳劍暉(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我們初心不改,還是走在學術的路上.

感慨嘛,應該是差不多將近囚十年了,跟思和、小東他們一起走過來,覺得有很多點點滴滴值得記憶,我記得我們1984年在廈門開“方法論”的會議,海灘上照相的時候,我跟思和單獨有一張合影,跟小東、思和三個人也有一張合影,那時候還是翩翩少年啊,現在一下子六十多歲了,變成老一輩了.幸運的是我們仍然在堅守,用思和兄的话說嘞,我們還是有一種“崗位意識”,我們還是有一種學術的信仰和學術的執著.在今天這個會上,我記起一些往事,我記得1982年的時候,在海南島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第二屆年會,那時候,哇,浩浩蕩蕩,就像小東說的,幾百人,那時候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大腕們都健在,像王瑤、李何林,唐搜,孫席珍,錢谷融那時還是中年人啊,還有山西的一個副省長,研究趙樹理的,叫作王中青,那時候都來了.那時候我跟思和還是小伙子嘛. 《文學評論》編輯部王信,一下飛機就請我們喝茶,当然這個喝的是海南的蘆子山茶,大概一斤也就五六塊錢吧.那個時候,才1981年,我有幸跟思和在《文學評論》上同期發文章,他與李輝寫巴金,我是寫秦牧的藝術風格,我用了一個筆名叫戈凡,因為那時候很崇拜李希凡,所以用那個“凡”字,然后覺得還是要點銳利,所以叫戈,戈凡.王信先生就請我們喝茶.把我們鼓勵一番,那時候我們大概也就是還沒三十歲吧.然后思和兄回去以后,就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我們当时海南的《海南日報》,叫作《海南人》,就是回憶當年啊,從蘇東坡講到新一代的學人也開始成長起來,思和就講到了我,這是我感到非常榮幸的地方,說我們是同姓,都姓陳;同年,我們都是1954年出生的;同鄉,我們都是番禺的;我們都是搞文學批評;還在同一期刊物上發表文章,他這個文章我現在還一直保留著.我記得2011年的時候,我到上海開會,思和就請我吃飯,吃完飯到虹橋機場,思和兄就送我,我們在路邊打的,沒帶傘,剛好就下了毛毛細雨,車很難等,我們在路邊等了十幾分鐘,我看到雨花都飄到思和的頭上來了,我那時候真想給他抹一抹啊(笑),感到非常溫馨,真的.当然我們也談到了當年的一些往事,我們回憶起來有很多的過去的往事,比如說我們1986年的時候,在海南舉辦一次全國青年批評家會議,我剛才吃飯的時候還跟思和在數,上海來的哪一些、北京來的哪一些、福建來的哪一些,大概我們从事當代批評比較知名的半壁江山吧,那次會議都來了.我就記得車過蘆子山的時候,当时孔捷生,我們廣東一個很著名的作家,在這個地方下鄉的,他提議說: “當過知青的請舉手!”我們那個大巴車我記得那時候“唰”一下子,那個車上有五十個人,至少三十個人都舉手了,我覺得這些細節都非常好.我們現在不是說要“重寫文學史”嗎,思和你原來就提過的“重寫文學史”,我覺得你現在應該提“第二次重寫文學史”,就是要把握好這些細節,通過這些細節的呈現,來展示我們新的文學史的具體性和豐富性,我覺得這一點非常好.所以我就很感慨嘛.參加這個會我很感慨,當初還是少年,現在我們都六十多歲了,變成老年人了,但是我們初心不改啊,還是走在學術的路上.

宋劍華(暨南大學文學院):我倒覺得“復旦學派”是比較客觀的一個存在.

我和陳思和老師是在1986年,還是1987年見的面,雖然認識比較晚,但是我談幾個問題.首先就是,我們当然是祝賀《陳思和文集》的出版,這是一個大事.因為對于每一個學者來講,很難有這么一個機會.這意味著對自己學術研究的一個肯定性的結論.那么我想談的更多的是,陳老師學術研究的貢獻已經在這七大卷里面,不僅七大卷,因為我看到好多東西沒收進來.我知道,因為我最近在讀,華文文學研究的我也在看,寫王德威先生的文章我也在看,都沒收進來.但是就七大本來看,沉甸甸的,已經把他自己的地位奠定了.我想說幾個感受啊.第一個感受,當年我們讀研究生的時候,80年代初,那時候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木是復旦,我估計陳老師也有這種感覺,影響最大的是北大.北大的老先生特別多,王瑤啊,那時候對我們影響特別大.但是到了1985年、1986年以后,忽然發現了一個問題,現在包括我自己,還有我的學生,他們現在更傾向于復旦.所以我后來發現了一個概念,叫“復旦學派”.我在教學第一線上,我最近十年一直在關注,陳平原好,李楊也很好.但我發現,北大的特點就是,它把當代歸當代,現代歸現代,分得極開,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分得太開了,不能玩兒,是吧? (笑聲)但是,這十多年来,思和兄的文章我都在看,還有郜元寶兄、新穎兄,還有王光東他們.我為什么說我忽然發現“復旦學派”是普遍存在的?它不是哪一個人,這個恐怕還不是“海派”的關系.這個“復旦學派”,它第一個就是把現代和當代打通了.因為我一直在教學第一線上,我要強調這一點,如果是誰搞當代文學搞下去了,你就不要搞,因為你找不到根啊.你看郜元寶,最近在寫李劫人的時候,我在讀他研究《死水微瀾》與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比較閱讀的論文,我也在關注.那天我在做沈從文的時候,我也看了張新穎的文章,我都在關注.他們都在踏踏實實往下走,很自然地形成了“我有一個根,然后往上生長”的觀忿,就把現代和當代自然打通.這是我認識到的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我說這個“復旦學派”存在,第一它不是中規中矩的,絕不中規中矩,但是第二,它絕不犯規,這是我覺得非常奇怪的.比如說思和兄的文字里,他根本不對體制發出疑問,郜元寶也是這樣,我發現你們只關心文學.你們看起來好像很自由、很松散,但是又非常嚴謹,我說你們的語言是詩性的,但是邏輯又非常清晰,這是我覺得很怪的地方.然后再看你們的第三個特點.比如說: “我們很重視史料,資料性很強.”但我發現,好像“復旦學派”也挺重視史料的,只不過對史料的應用方式不同.只不過把史料用得比較活,隱藏在作品中,讀起來很輕松,不是那種很死板、很呆板的東西.新穎做沈從文研究的時候,也用得很活.我覺得這是第三個特點.還有第四個特點,團隊意識極強.這個團隊意識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我覺得其他有誰開會發言,比如剛才郭小東一發言就說,剛才某某怎么講的,受教了.而你們好像沒有這個習慣,但是你們客觀地形成了一個呼應性的東西,思想觀點,有關某個概念的建構或者理解.你們已經有了一個周邊圍起來形成一個合圍性的東西,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東西,但是合起來又是一個整體.所以我在想,以后不要提”海派”, “海派”很復雜,講不大清楚.我倒覺得“復旦學派”恐怕是比較客觀的一個存在.当然我講的“復旦學派”是僅指現當代文學領域,別的咱不懂.為什么要說它?因為有領軍人物,你看第一代領軍人物,思和先生就在那里,賈先生已經不在了,但現在新穎兄、元寶兄你們都在,你們會引導把這種東西發揚下去.昨天晚上,我還在讀思和先生寫的巴金傳,其實他聰明在哪里呢?沒有一個人寫傳是像他這么寫的,只寫一半.這是第一個,他覺得好玩.但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我細讀了,它里面很多評價,其實在他自己心中,是對晚年巴金說的.他對《家》的評價,遠不如《寒夜》.還有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他說到那個《寒夜》無可挑剔,我非常贊同這句話.我昨天晚上還在思和的學生面前說,我說只有這樣的老師才能培養出這樣的學生,確實做得非常好.所以我為什么今天講我非常感慨,陳思和先生出版這個文集,我們可以做對他個人的評價,但是我覺得坐在這里的一大批人,有的是他的學生,有的不是,是他的同事,但是形成了一個“復旦氛圍”.所以我說,你們回去可以思考一下,可以自己总结什么是“復旦學派”.不光是陳思和先生一個人能代表復旦,郜元寶可以,張新穎也可以.所以,今天來,感受很多,也很深.

李振聲(復旦大學中文系):你讀他的寫作,总是會有一種警醒.

從年齡上說,我和思和先生是同一個時代的,相差不了幾歲,但事實上他是我的老師.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思和著述的學術批評始終維系在一個很高的精神高度上,你讀他的文章,总是會有一種警醒.什么警醒呢?就是你不敢墮落,不敢放低自己的標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始終屬于我的老師.套用一句俗氣的话說,我是讀著思和的著述慢慢變老的. (笑聲)第二點,思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作为一個重鎮性的存在,這是大家公認的.他在每一個重要的時段里面,都留下了地標性的印記.從最早的,巴金研究就不用說了,他最早打通了現代和當代的壁壘,提出新文學整體觀,接下來和王曉明一起提倡“重寫文學史”.那么到了1989年之后,一度很沉悶、壓抑的時候,他也在積極地思索,那段時間大量地關注當代知識分子的價值、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他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說法,人文精神大討論,然后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說法,廟堂意識、廣場意識、崗位意識,一直到后面“潛在寫作”的提出,到“共名” “無名”的提出,以及近期對新文學作品別出心裁的解釋.這些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所以他的著述,不光是我們復旦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學科的驕傲,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幸事,即使放到世界相應的著述里面,也是可以排在前面的,這讓我非常佩服.我個人从中獲益很多,在座各位也从中獲益,我自己微不足道的一點著作,在出版方面也是得到了思和先生的幫助和關照.所以借這個機會,我要表達我的謝意.最后我想說,這樣一個眾人信賴的存在,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在他培養的一大批有才華的弟子中間,在著述的量和質上要超越他,我估計我是看不到的.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啊,一個成功的老師,思和先生当然是非常成功的老師,但我另外有個標準.這是我的一個荒謬的說法,我覺得一個成功的老師,他成功在什么地方呢?成功在他培養的弟子能超越自己.所以我在思和老師的身上是沒有希望看到這一點的. (笑聲)

張燕玲(《南方文壇》):猶如蓮花未出水時,已是蓮花.

陳思和四十年的文學研究與批評本身,就是中國当下文學最生動的注解.比如我們都知道他最早期的巴金研究,他就把巴金與世界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關系,做了非常精準、清晰的梳理;之后的重寫文學史、民間立場、人文精神、潛在寫作、出版策劃……,90年代初的時候做的“火鳳凰”新批評文叢,就在《南方文壇》一直做了系列的評論,后來又到了他去做《上海文學》主編的時候,我們倆經常通電話,然后有時還叫我幫組一些稿子,我特別為他驕傲,真是敬業得不行.我說你別求這么完美,從封面到欄目到內容,都那么操心,真的很讓人感動. 《上海文學》推出了一大批邊遠地區的作家,一組一組地做,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地去做,文學的版圖了然于胸,非常令人尊敬,因為大家都在做雜志啊.其實啊,還有他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大家也都看到了, 《南方文壇》2017年第五期的浩浩蕩蕩的這么一組稿,尤其是陳老師對王德威的華語語系文學的闡釋,他那些令人振奮的,或者說是讓人心起敬意的言論和論述,確確實實對当下是非常有指導、澄清作用的,比如他說,很多人還去糾纏“華語語系文學”這個概念好不好,他就說“有些人與其糾纏不清這個概念的復雜含義,還不如站在現實世界的立場上,去思考一下,如果這部《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重磅炸彈的形式,譯成中文,在海峽兩岸出版,人們看到的是臺灣文學、香港文學、海外文學都自然而然地歸屬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旗幟之下,這比大陸內地學者寫一百部文學史,還要有震撼力,有些人自煞可以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去挑剔這部文學史,但你總不能去挑剔一部整合了兩岸統一的文學史”;又比如他提倡的精讀經典, 《南方文壇》2016年的第二期,陳老師就有一篇長文,叫作《文本細讀的幾個前提》,那是“南方文壇”微信號里頭點擊量空前高的一篇,影響非常大,后來就很多人見到面都說: “陳老師這篇文章很好啊!”我跟很多年輕人說這篇文章你們可以收起來,當自己做學問,做到一定難度的時候,可以拿這篇文章來看一看,起碼你的思路就會清晰許多.总之,陳思和老師的學術思想和文學批評既高屋建瓴,更植根于中國的本土與現實社會,他的一篇篇文章大都高遠而平實,通達而犀利,都是一篇篇用心之作,始終發出了自己獨立且具思想穿透力的聲音,具有豐富的啟示和開拓意義,他的研究與思想代表著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時代高度.在2004年的時候我主編過一套“南方批評書系”,其中有一本就是陳老師的,叫《無名時代的文學批評》,当时我給這本書后面寫的推薦語是這么說的, “一個勇敢無敵的群體,堅定而狂野地打撈‘無名’的名家,生動地發掘沉默的文學史.這本書,先鋒意義和認識價值并存,學術理念和文獻價值共生.”今天回頭去看,我認為還是準確的.2013年我們有令欄目叫“現象解讀”,做了“陳思和的意義”,劉志榮在這個專輯里寫了一篇文章,整篇文章他談到陳思和先生對他的影響,他的結語是這樣說的: “誠實正直的思想和工作,必定會有反應和回響,猶如蓮花未出水時,已是蓮花.”我想,這既是志榮對陳老師的致敬,也是我們每個人對他的致敬,同時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心聲和自我期許.

郜元寶(復旦大學中文系):陳老師為什么幾十年如一日對文學那么熱愛?

我看剛才,郭小東老師、陳劍暉老師、宋劍華老師三位粵籍的學者,哇,他們真的是廣東人的風格.這也是有底蘊的,因為你們共同走來的歷史.實際上我們會從陳老師身上接受到更多的東西,但是年齡的差別決定了我們在精神上有的時候會有隔膜.而你們呢,雖然身處異地,但是在同一個年代進入歷史,所以你們之間有息息相通的東西,而我們是不具備的.比如說,有一點,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我記得嚴鋒也跟我討論過,說陳老師身上怎么會有那么多對于文學的愛,這個愛他不能理解,愛兩天可以,愛三天可以, (笑聲)他愛了四十年, (笑聲)因為我們實際上在不同的時候對文學有很多感慨,對當代文學有更多的感慨.陳老師是這一代人中堅持下來的人,我想這個堅持有很多很多的意義,但是在文學本體論上的堅持,這一點,我不怎么能夠理解.說老實話,放眼望去,這一代人中間,很多人在堅持,但是也有很多人改行了,失蹤的也很多.所以我拋出這樣一個“嚴鋒之間”——陳老師的愛從何來?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中可以生發很多,但是有一點呢,郭小東老師講得很清楚,就是他一旦獻身文壇了,他的意識很清楚,就是把兩個“五四”合在一起,這是他非常自覺的.因為有這個自覺,所以我們復旦的,剛才劍華老師講的, “復旦學派”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把現當代文學史打通了.在復旦的現當代文學學科里面,如果你只搞現代文學,或者你只搞當代文學,也玩不起來,因為我們這個氣氛是這樣子的.陳老師的文集是他一生功業的一小部分.你如果對他稍微了解的话就了解,他更多的時間,是在他邊角料的時間中奮筆疾書的,他大部分時間都被學生分割了,被他三任中文系系主任的職位分割了,被《上海文學》的編務分割了.尤其是他的學生,大家都知道,他帶學生盡心盡力,他的學生是如此之多,每個人都分割他的一塊時間,他就沒有時間了.所以我說文集是他功業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中國的言說環境稍有不同的话,陳老師的文化形象,恐怕除了學者之外,會更加豐富.他是一個出版家,剛才振聲老師講,在座的好多人都在出版方面受惠于他;他是一個文學敦育家;現在又做圖書館的館長,是圖書館專家.太多了,而且他還是一個不滿足于專業研究的中國知識分子,他文學研究的目的是通過文學這個媒介,為整個中國文化說話,代表一代人.他要不可一世論文學,代表很多人去論文學.所以我說,如果中國的文化環境不是像目前這樣的话,那么陳老師的整個文化形象會更加多樣.實際上,他的文化形象還是多樣的.今天我們坐在這個地方,從專業的角度講,在眾多的文化形象中,他的文學史家的形象應該是最突出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他的一切的落腳、一切的發源,其實都是圍繞兩個“五四”展開的.還有劍華老師講的他提出的概念,這些概念不是單純的理論概念的發明.我記得当时上海、外地有好多專家問我,你們陳老師是本科畢業的啊?他沒有讀過碩士,也沒有讀博士,他也沒有經過純理論的訓練,他怎么會對理論有這么高的興趣?其實剛才我想補充一點,他不僅是少有的堅持下來做文學史研究的人,而且是近二十年來,甚至三十年來堅持不懈地探索文學史整體理論把握的人.文學史我們知道,現在中國有太多的文學史教材,但是像他這樣的個人的表達,是少有的.這部文集我一看有七卷,可能起碼有三卷還沒出來,對世界華文文學,就可以出一卷.陳老師提出的達些概念,如果我們稍微想一想,其實很巧妙地用經緯兩線,把中國從晚清到現在開放的當代的每一個階段都涵蓋了.比如說針對現在議論紛紛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海外漢學觀點,他提出了先鋒和常態的概念來對應.我們只要把他的理論和王德威先生的“被壓抑的現代性”、跟范伯群先生的“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放在一起,那他的個性就非常突出.還有就是,在文學史劃分上,他提出“以抗戰劃界”,之前他就有“戰爭文化心理”的研究,這一點又使得我們對于40年代以下到50年代之交的文學的交替關系弄得非常清楚.他抓住的是一點.接下來就是“民間”的理論,就是“潛在寫作”和“民間隱形結構”,這個是針對50年代文學的,針對文學史上“十七年”和“”的.這也是我們文學界討論最豐富的话題,但是沒有人像他這樣發聲.那后來的“無名”啊、 “共名”啊……其實他橫向的研究還有很多,像他講整體觀,講中外關系影響,他以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一系列文章,把中國文學的世界定位講得非常清楚.在這個基礎上,他最后提出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這解決的不僅是我們現代文學領域本身的一個理論難題,也是比較文學學科中的一個問題,他一下子就有個人的創見.所以,我并不是想“嚴鋒之間”在今天就能解答出來,但是順著這個思路啊,好像能接近嚴鋒的問題,他的問題是陳老師為什么這么愛文學.我么愛兩年可以,愛三年可以.其實是我們的興趣不同,而他愛到現在,所以是“咬定青山不放松”,文學中到底有什么東西吸引他?我今天解答不了,我把這個問題拋出來,大家一起解答.

嚴鋒(復旦大學中文系):陳老師的眼光奇奇怪怪,這是我特別喜歡的.

元寶剛才說的這個“嚴鋒之間”,我真不記得我有問過這個問題. (笑聲)但是我確實說過類似的话,就是我从来沒有在陳老師面前表達過我對他的景仰和崇敬,但是我在同輩、在師兄弟之間一直是滔滔不絕的講過類似的话,但不是說“陳老師為什么幾十年如一日對文學那么熱愛?”我覺得這個是理所應當的.但是我也想說一點,陳老師是我和元寶在大學的班主任,我想說的是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的感覺,一個是“敬”,還有一個是“畏”,呃, “怕”,陳老師一直在生活上對我們非常關心,事業上非常提攜,大家都知道.我說的是一種知識上的對我們的“壓迫感”.他在當我們輔導員的時候,他那個時候在學術上還沒有出名,但是我們已經感受到他就是一個在人格和知識上對我們構成巨大壓力的人.所以我說的這個“怕”呢,是怕我們“露餡”,怕他說我們今天怎么又不讀書了,為什么又不讀經典.在那個時候,我們就感受到陳老師非常強大的氣場.其實我們當年的感覺,經過這么多年,可以說是完全正碗的.我想這種“怕”,其實也是好的,就是說,它逼迫我們,我有的時候想偷懶,因為我也特別喜歡玩兒,偷偷培養亂七八糟的東西.但是就是說,有陳老師在,我們总是能夠回到文學的軌道.所以,這一點能呼應元寶說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陳老師的存在,對我們來講,是一種精神上的指引.看到陳老師的文集出版,我覺得這是他的一個歷程,也是我們的一個路標,這里面也是映照著我們的成長.在這個過程中,陳老師的書和他的這個人、這個形象,包括對我們威壓的形象,它形成一種“壓迫”,壓著我們和文學能夠始終這么磕磕碰碰地走過來.那么我想說一點,也是回應元寶之前說的這個真隋,其他我不說了,我說我感受最深的,因為今天科幻小說熱起來了,我也是對這個做過一些研究.但是陳老師在90年代就研究科幻,他有一篇叫《創意與可讀陛》的文章,研究臺灣的科幻文學,是1992年寫的,還有一篇叫《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文章,對我的影響太大了,我后來為什么偏愛科幻.陳老師当然是現當代文學的重鎮,用古代文人的话來講,他是“正”啊,堂堂正正,就像武俠小說中的蕭峰.但是他這條大河不棄細流,他其實也非常關注那些邊緣的、被壓迫的、潛在的、支流的東西,仁帕口說科幻小說、通俗個說.這不光是對一個文類的關注,而且是對時間、不同的國別和地域的關注.而且,我昨天在學校里的報告,可惜陳老師不在,其實我很希望陳老師聽到的,我用的是陳老師幾十年前的框架,就是把劉慈欣放在“五四”文學以來的線索当中,其實這是陳老師在90年代初就提出來的,它就是臺灣的通俗文學、科幻文學、玄怪文學,它也是對“五四”文學的回應,包括科幻小說的超越性、精神陛又是跟80年代的實驗小說本身有一種相通,他把時間、空間和文類的呼應聯系起來,而且這篇文章是在90年的.那個時候大家的眼光還是非常正統的.所以在陳老師的引導、示范和啟發下,我覺得大家做的東西都很不一樣,他并不會要求你做巴金研究啊,或者你做誰的研究啊.陳老師的眼光奇奇怪怪,這是我特別喜歡的.我也是趁這個機會對陳老師的先導、先驅,甚至有種寓言的色彩,但是又是精神的向導表達我的一個感謝.

張新穎(復旦大學中文系): “五四”的精神傳統通過活著的人,傳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傳下去.

我想講兩點啊,一點就是,陳思和老師的現代文學研究的起點是跟一些現代文學人物相關的.他從賈植芳先生、巴金先生,主要是這兩個,還有其他的,從同他們的接觸開始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個起點不僅僅是起點,我們后來會觀察到,陳思和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里面,如果和其他學者做一個區別的话,在這個里面一直有從巴金、賈植芳先生身上傳續下來的精神傳統.所以,陳思和老師的文學史研究也好,還有其他的研究也好,他不是一個人面對一個客觀的對象,來做拉開距離的研究.它是一個精神活動,而這個精神活動是有承傳意識的.我說的更明確一點,其實是“五四”的精神傳統通過活著的人,傳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傳下去.我覺得這一點,你如果要把它夸大一下的话,也是可以的.你接觸到那個活著的“五四”的人,和沒有接觸到活著的“五四”的人,這個形成的區別是非常非常大的.這個我想,是陳思和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特別的、具體的特征.第二點,作为一個學者來說,我想說最重要的,像元寶說的,陳思和老師是一個文學史家,還有我覺得另外一點,絕非不重要,就是這樣的一個文學批評的實踐.你当然可以說,他四十年的文學批評的實踐見證了中國文學這些年發展的歷程,我覺得“見證”這個詞不太夠,因為當我們說到文學發展的歷程的時候,我們現在的人是把眼光偏重到創作上去的.其實文學批評在這里面不僅僅是見證的作用,不僅僅是解釋、闡釋的作用,它共同參與了文學發展的變化.而這個共同的參與和創造體現左陳思和老師身上,比一般的當代文學批評家更加突出.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他確實是一個理想學者的典范

陳思和老師剛才說,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里,作为一個個體,過分孤立之后,未必能做成什么事情,尤其你要想改變環境什么的,是很難的.但我在想,如果有更多的人,比如說同人,或者說同好,那些有相同想法和志向的人,能夠團結在一起,彼此援助,就能夠一點一點地改變現狀.就以復旦大學為例,以我一個外人的觀感,經過思和老師帶著他的學生多年的努力,還是改變了很多我們對中文學科的固有印象.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現當代文學學科在復旦很強,這個“強”就是有幾個老師立在那,能夠讓別人意識到,這個學科很重要、不容忽視.確立這個意識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我和我的中大同事(今天也有好幾位在這里),想要改變大環境,在中大中文系確立這個意識和觀念,可能陛就很小.中大的傳統一直是重古典,當代文學研究在一些人眼中,根本不足一提;一些人从未意識到,他們研究的所謂古典文學在它那個時代,也是當代文學.而復旦中文系能夠有所改變,是跟思和老師多年有意識的努力有很大關系.就我個人而言,能進入到思和老師這種精神場域里面,并接受這種場域對我的滋養,是很垂要的.我想起尼采的一句話,大概意思是說,我的寫作包含了我的精神,也包含了我的朋友們的精神.思和老師的寫作很好地詮釋了這句話.他把很多人團結在一起,是有更大的一個想法在里面.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看到《陳思和文集》出版,就可知他作为一個學者的體量和重量. “文集”這兩個字,在我們心目中是很莊重的.至少代表著某一種分量、體量.這個文集我還沒來得及全部詳讀,但我能感覺到,這個文集所建構起來的學者形象,顯然是一個體量比較大的學者.說實話,有才華、有思想的學者很多,各種人的風格也不同,有一些人比較尖銳、深刻,有一些人比較寬廣、厚重.思和老師是一個體量比較大的學者,這種體量,表明思和老師有一種寬度和厚度.這讓我想起一件事.多年前,我陪一個著名作家到西安參觀賈平凹文學藝術館,這個文學藝術館有兩千多平方米,兩層樓.參觀完之后,那個作家跟我說,這么大一個館,如果是我的,我裝什么東西進去?我就那么幾本書,就那么幾個版本,給我這么大的空間,我是沒辦法把它填滿的.但賈平凹可以填得滿,他的書有那么多的版本,他還有字,還有畫,還有收藏的文物,還有那么多的獲獎證書,只有他這個體量,才能填滿兩千多平方米的一個文學藝術館.別的一些作家,哪舊影響也很大的作家,都未必有這個體量.從這個角度上講,思和老師借著文集的出版,向我們證明了,他是比多數學者的體量都要大很多的.有些人出文集是勉強的,但“文集”二字放“陳思和”名字后面,就挺合適.

第三點,從思和老師的文與人看,他確實是一個理想學者的典范.要达到他這種理想學者的高度,極不容易.比如,他對他所从事的文學研究及文學教育有很深沉的愛.他對文學的愛,對學生的愛,是很多人沒有的.有些人對他所从事的事業,視之為一種工作,未必投入這么多的感情.帶學生,我們大家也帶,但也未必有他這么一種發自內心地對學生的關心、愛護.這些,都是一個人的精神底色.又比如說,他有好幾套筆墨,也不一定我們每個學生都有的.我們有些人除了寫論文,別的什么都不會寫,可思和老師不單是論文,舊體詩、散文都寫得好,他有好幾套筆墨,這就是所謂的“兼有別趣”.其實有沒有別趣,有沒有幾套筆墨,往往決定一個學者、作家到底能飛多高,走多遠.又比如說,思和老師學術深厚,格局很大,可同時他又能做很多瑣事.寫作之外,他做系主任,做圖書館館長,做主編,編雜志,編書,等等.做很多具體的事情.我說這個話的時候,突然在想,可能我們至今還沒有完全埋解思和老師.思和老師可能意識到,在中國能寫文章的人很多,有思想的人也很多,但能把思想轉化成實踐、有效地轉化成實踐的人,并不多.中國非常缺這種愿意把思想變成有效實踐的人——變成出版行動,變成文學教育,變成雜志平臺,變成年輕人的機會,等等.不一定每個人都有這種意識的.你說他是服務意識也好,他是為他人作嫁衣也好,骨子里他確實得了五四那一代學者、作家的精神真傳.五四那代學者、作家中,沒有幾個人是固守書齋里寫作、教學的,他們都做很多事情,而且他們所做的事情都沒有白做,這些事情到現在都還有很多回響,這個回響的意義有一些甚至超越了他們的寫作.關于研究之外的事情,我們有些人也在做,但少有人像思和老師做這么多,做得這么持續、有效.這是一種能力,非常強大的能力,由此也可見出思和老師有很強的使命感.這些綜合的才賦與品質,共同建立起了一個標高,并展示出了一個理想學者的典范.我個人從他的點點滴滴中受益良多.

劉俊(南京大學中文系):整體觀就是從經緯兩方面——把近代,現代,當代打通;把臺灣、香港和海外華人文學的部分也容納進來的——真正的整體文學史觀.

陳老師的研究領域比較寬廣,我們現在都說,他是一個文學史家,現當代支學研究的專家,當代文學批評家等等,不過我對陳思和老師學術成就的最大一個感受,就是說,我們今天這個現當代文學研究已經是世界性的學術領域,在這個領域里有西方的漢學家,包括華裔漢學家,我們自己也有龐大的研究隊伍,可是我們向世界學術界提供了什么?我們有沒有自己的概念、理論和話語.我在上課的時候,經常公開地說,中國現當代研究的專家很多,我們這些研究專家真正向世界學術領域貢獻出我們自己的概念的,貢獻出我們自己話語的學者,我覺得就是陳老師.他提出了“無名” “共名”、崗位、廣場、潛在寫作等等.這些概念,這些話語,這些理論,可能有些同行專家不以為然或者不完全贊同,可是沒有關系,因為任何一個概念任何一個話語和一個理論被提出來的時候,可能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可是他提出來了.我們經常會談王德威,談李歐梵,談夏志清等等,這些海外的,華裔學者,他們提出的種種新的觀點和新的概念,種種的理論,我們提供不了.我覺得陳老師他的最大貢獻,就在這里.就是在向世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提供了我們自己的概念、話語和理論.這是我最大的一個感受.也是他最大的一個貢獻.

第二,我們剛才講陳老師有一個整體觀.整體觀就是從經緯兩方面把近代、現代、當代打通這樣的一個整體觀.但是我覺得陳老師的整體觀其實不限于此.因為上世紀50年始,現代文學就成為一個建制性的學科,基本上就局限在中國大陸文學的范圍.到了1985年,北大的學者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也只是在大陸的文學范圍內,在縱向的時間維度上20連成一個整體,可是在橫向的空間維度上,仍然沒有把臺灣、香港和海外華人寫作的包容進來.我個人讀了博士以后,就主要去研究臺灣香港和海外文學.我從這個角度,發現陳老師是一個除了在時間的縱向維度上有整體觀的學者,他在橫向的空間維度上也是一個有著整體觀的學者.這樣的縱橫兩個坐標的整體觀,我覺得才是一個完整的整體觀.這對我個人影響非常大.1988年我讀博士就開始研究世界華文文學,到今天也快三十年了,陳老師的一本《行思集》,這次沒有收到文集里去,我想以后再出全集的時候這一部分一定要收進去.我作为一個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者,我看陳老師的這些研究臺港、海外文學的論文,談了很多臺港、海外華文作家,甚至我都沒有像陳老師讀得那么全面.他談到的很多名字,還是相當陌生,也就是說陳老師他的閱讀覆蓋面是非常廣的.比如說吉錚這個作家,我就根本沒聽說過,還有林耀德、黃凡、葉言都等等.這樣一種大面積覆蓋的研究視野,這種整體觀,我覺得在大陸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學者里邊,我目前看到的,除了陳老師,我還沒有發現還有其他人.

第三,陳老師他對文學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注重文獻資料.陳老師他非常注重第一手資料.復旦大學中文學科編了《史料與闡釋》這個刊物.那么臺港海外文學也更是如此,多少年的兩岸隔絕,使得我們這個領域其實有很多基本材料都沒有掌握.当然有些大陸學者比較大膽,他們也經過學術模式化的訓練,很容易就寫出文學史出來.而陳老師非常謹慎,他覺得要了解一個我們過去并不熟悉的領域,臺灣文學、香港文學、海外華文文學,首先要從基本的史料收集做起.從基本作品的解讀,陳老師現當代文學研究是如此,在臺港海外文學研究也是如此.剛才我講的這樣一些概念也好,話語也好,理論也好,陳老師都是從大量的、豐富的文本分析中提升出來的.我想這樣的理論,這樣的话語,這樣的概念是有生命的.剛才嚴鋒提到陳老師研究科幻,其實陳老師也研究海洋文學,臺灣文學中的海洋文學,還研究臺灣文學中的新生代文學.他也研究臺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思潮,同性戀書寫等等,這些前沿的,—般入不太關注的,但可能對文學界來說非常重要的領域,其中也包括科幻.所以我想陳老師,他對我的意義,一方面他在學術上以他的成果引領著我,另一方面,陳老師的為人,對我個人的這樣一種關懷,也是讓我非常感動.

陳思和(復旦大學中文系):筆走龍蛇四十年

平時都是我在論說人家,今天是大家論說我.我坐在那兒聽大家說,一直都在懷疑這是在說我嗎? (笑)為什么有這種感覺呢,因為我不大習慣接受這種——特別是大家都那么熟悉的——夸獎,我已經過了需要鼓勵的年齡了.但我還是想表示感謝,尤其是廣東人民出版社肖社長,向主編,還有這個團隊,為我的《文集》出版費心費力的年輕的團隊,我衷心的表示我的感謝.肖社長第一次與我在眉山見面,就談起出《文集》的計劃.因為前面有個因緣,復旦大學圖書館前館長是葛劍雄館長,葛館長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文集,也是七卷.肖社長跟我提出了這個計劃,我当时不知怎么回答他,我猶猶豫豫,說真心話,我也是充滿了猶疑,不忍心讓出版社來承擔經濟上的壓力.后來陳國和跟我多次說,肖社長是真心實意的,不計經濟效益.在這種情況下我就答應了.文集出版的整個過程中也是給出版社添了很多麻煩,我自己不停的校訂和修改,幾乎每一卷都重復了三四遍.也不是改錯,我只是希望做得更加完美.我知道我為出版社添了很多麻煩.

也感謝今天到場的朋友,我真沒想過今天會是這么大的一個規模,沒想到這么多的朋友來了.首先是志榮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他在邀請,在張羅,我也感謝郭小東兄、陳劍暉兄、宋劍華兄,都是四十年的朋友,四十年好像說起來很輕松,其實不是這樣的,四十年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從一個年輕小伙子變成一個老人,而且人生大概沒有第二個四十年了.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大家能夠一直相濡以沫、互相支持.雖然我在上海生活,但是廣東對我來說是一個精神依戀的地方,我說是“故鄉”有點過分,因為我生在上海,我的父親是番禺人,但是我現在懷疑,我父親可能也是生在上海的,很可能我的祖父在廣東生活.但是我老愿意說我是廣東人,說我是番禺人,我每次來廣東,像精神上的依戀,我喜歡廣東,而且我和廣東的緣分也很多,喜歡廣東人比較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啊、飲早茶啊、煲湯啊,廣東的文化啊,我都喜歡,這是個緣分.這書是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很高興.

第二層意思是我有點感慨.我們這一代人,與現在的博士生、博士后相比,他們有那么漫長的的學習時間,而我們那時在中學里就沒有學習的機會,中學畢業后都是在生活實踐中學習.剛才大家都在說我的經歷,有一點役有說到,我比較有條件的,就是我当时是在一個區圖書館工作,所以我有條件能夠比較早的接觸到很多文化知識,這是一個前提.其次,我屬于幸運者,就是高考以后,我跟從了我的導師賈植芳先生.賈植芳先生他本身就是一座學校,我在這個過程中——剛才郭小東兄說了一句話,我很有感觸,我是在研究我的對象的過程中,完成學習的,我研究巴金就在學習巴金,我研究魯迅就在學習魯迅,我研究賈先生就是在學習賈先生.說到底我整個四十年的過程,到今天,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如果沒有巴金先生、賈植芳先生,賈先生的背后還有胡風、魯迅等精神傳統,那我肯定就不是今天這樣的人了.我也可以做人,也可以做文章,但是我就不是今天這樣面貌的人.剛才大家都提到我主編的“火鳳凰”系列叢書,当时的情況就是學術著作出版很困難,對于那些年輕的研究生、青年教師來說,他們的學術自信是需要有一個好的環境來鼓勵的.后來我就策劃了這幾套“火鳳凰”系列,來推動學術著作出版.這個動力就是來自巴金、吳朗西等先生辦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很支持我的計劃,他還給“火鳳凰”題了字.我就是在學他,學巴金、魯迅,學他們在實踐中追求理想.我們今天生活在這個時代,千瘡百孔,光消極抱怨也是沒右意義的,去狂熱抗爭也是沒有用,唯一有用的,就是去看看這中間還有沒有空間,讓我們去努力工作,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看看我們可以达到一種什么樣的結果.所以我一直強調,行動比寫作更重要,實踐比理論更重要,這是我很實在的想法.其實,我有大量的時間都不是放在寫作上的,我過的就是這樣一種生活.人活到六十多歲,總有一個活法,這些文字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些記錄,記錄下來也蠻好的.我覺得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好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

還要講講一些內心的想法.我不是一個很樂觀人,但是一個生命意識很強烈的人.可能大家在我的文字里看到的我,似乎很堅定很樂觀,其實我內心深處是悲觀的,不僅悲觀,有時候也是灰暗絕望的.我已經六十多歲了,我有時候會一個人獨坐書齋,獨坐在書桌邊,我的環境很舒服,但是我心里很深的地方,总是很迷茫,有點絕望.有很多委屈、很多壓力都是沉在我心里的.我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化解各種矛盾的人.這樣的情況下,我只能化解自己內心的郁結,有很多時候,我只能把自己做大,因為做大以后所有問題都不成問題,如果把自己弄得很逼仄,那所有的問題都是大問題.我也感到壓力,也有很多困惑,有時候也覺得走投無路,但是我總會把自己的心胸更加放開些.做大以后再想想,什么問題就過去了.習慣之后,我也會用這種方法去勸解別的人.我在文字上有時候好像滿不在乎,好像都是自己給自己安慰,但這確實是一種抗壓的方式.所以說,我為什么會寫那么多東西,如果一個內心不苦悶的人才不會這么寫了,他有很多方式去排遣自己.正是因為我內心很多東西沒有得到排解,我才把它寫到文字上去.雖然我不是那種喜歡傾訴自己內心的人,但我還是確確實實會把該傾吐的東西傾吐出來.我不是被大家看得那么光鮮靚麗的人,我是一直是在各種壓力中走過來的,只剩我自己能夠把它們化解掉.

我給大家念一首剛剛寫成的詩:是我前天在飛機上,從上海飛往珠海的飛機上,当时天已經暗了,看著太陽下山,漸漸變成一條紅線,我突然就有一種感受,這種感受也是我今天到會的心情,一個老年人的感受,這首詩也是寫給诸位青年才俊的:

《從上海到珠海參加文集發布會而感》:

銀翼九重看晚霞,云催霧涌日西斜.覓中安在凌霄外?逝者如斯夜色佳.

老去無端忙俗務,病來乘興吃閑瓜.追光四十桃林盛,喚作后生舞龍蛇.

最后一聯是我對所有學生的期望.今天參會來的,很多都是我的——應該說是好幾代的學生,吳敏帶來了她的研究生,劉志榮也帶來了他的研究生,都已經是我的學生帶出來的博士生了.我覺得在我所有的身份中,最令我快樂、有榮譽感的,就是當一個教師.作为一個教師,我最好的作品不是七卷本《文集》,而是我的一代代學生,學生的學生,他們的成熟他們的成長.我還是相信,他們應該是超過我的.我總有一天要留下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就通過我的學生來發展.這里我就想到一個意象,中國神話里的“夸父逐日”.在夸父逐日的故事里,最值得尊敬的是,夸父最后在渴死前,把手杖丟在一旁化成為桃林,桃林就結出了果實,鼓勵后人不斷去追求光明.所以我就選了這樣的一個典故.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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